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从早期开始，一直没有对韩国银行和商业银行公司的外国贷款进行严格限制，尤其是短期借款。

[ ]同年政府还从四大国有银行剥离了1.3万亿不良资产，启动了国有银行资产重组与后来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融资。[ ] （二）1979-1993年收获货币化利益的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以M2占GDP比例衡量的货币化程度仅为25%（见图1），货币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超发部分被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所稀释，从而并不引起通货膨胀。

第三，可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并为土地财政的退出创造市场条件。由人口红利决定的高储蓄状态将随人口老龄化而消失。笔者认为，政府不应该继续主导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不应该再坚持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的立场。通过价格剪刀差转移的资本分别占到上述两个投资总额的55.5%和95%。不少年份，国有商业银行通过给国有企业发放工资贷款、饺子贷款、安定团结贷款，起到稳定国有经济和整个宏观经济的作用。

  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为国有股权带来了升值和变现的便利三 在8月13日的吹风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惠谈到，一段时间以来，中间价与市场汇率偏离的幅度比较大……估计这种偏差大约累积了3%左右。[15]危机后出于自我保险需求而大规模积累美元储备的亚洲国家再次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2014年6月末，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已达3.99万亿美元，约有2/3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接近1.5万亿美元。后者则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特别需要加快本地区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在大宗商品计价方面美国和日本分别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

[7]关于全球不平衡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以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亚洲储蓄过剩论为典型代表。这种不平衡如果反映的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与金融环境做出的谨慎反应（国际储备的自我保险需求），那么提供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与金融环境将成为改革的核心。

美国的黄金储量是有限的，美元的持续扩张使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金汇兑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后两个起因有助于提高美国的潜在增长能力。货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货币国际化的指标是要严格区分的。英国早期、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度增长时期和中国现阶段作为经济贸易大国的崛起和主权货币国际化初期通常采取此种途径。

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需要鼓励各国央行和境外投资者更多持有安全可靠、流动性充分、收益率适当的人民币国际资产。我们将从以下四方面具体阐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加速发展的2.0版。汇率的相对稳定或升值态势有助于货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建成经济金融强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金融强国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三、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策略与阶段性重点 我们关于货币国际化条件的实证分析表明[21]，一国经济总量和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对于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极具重要性。

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崇高的，路途还极其遥远。（4）主导国际金融组织引入以人民币为基准的国际金融统计和数据分析报告。

它需要中国政府取得良好的国际信用，通过对外发行AAA级国债，筹集低成本资金。大力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在岸型国际债券市场体系，通过更高的交易效率、更充分的流动性和币值的稳定性吸引各国政府、跨国企业、金融机构发行和交易各类人民币国际债券。美国则从23%下降到2030、2060年的18%和16%。五、 后期：激进释放人民币的海外供给 （一） 主权货币海外投放的途径 一国主权货币的海外投放可分为境外净资产的积累、境外资产-债务同步增长和境外净债务积累三种途径。（3）激励中资金融机构成为全球最活跃最有竞争力的跨国金融机构。从理论上讲，商品可以用商品来购买，只要各国贸易是平衡的，用于支付或结算的国际货币无须与贸易的增长成正比。

相比较，中国经常帐户顺差的大幅度增长则发生在2005年汇改后的人民币升值时期。新兴国际货币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便利性方面所拥有的国际竞争力。

[9] 欧美在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衰减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则借助人口红利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进而带动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财富积累。金融转型的内在要求在于：政府的立场需要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变为保护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的欺诈。

以及各类人民币计价的票据、大额存单和债券市场。做出类似预测的还有欧洲与法国国际经济智库（CEPII﹠Bruegel，2011）的联合报告明天的全球货币和渣打银行（2010，2013）的超级周期报告。

美国的成功经验在于美元对石油这种战略资源的标而不盯。在此背景下，国家外汇储备的安全已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并且极具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日元国际化的推出可谓生不逢时，举步维艰。通过安全性、流动性兼具的金融市场体系实现资本在亚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有效配置。

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下，黄金的作用从支撑美元的国际信用转向了约束美元的规模扩张。跨境可流动的资本、技术与不可跨境流动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导致可贸易品生产能力在全球的布局与最终需求脱钩。

中国对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可满足对方之急需，对增加当地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这种能力具体体现在技术创新、全球投资、经营和风险管理的能力。

这种不平衡如果仅仅反映中短期经济周期的差异，那么国际社会无须担心，通过IMF融资等措施维持短期的对外不平衡有助于减弱经济波动对国民福利的不利影响。这种前期稳健、后期激进的推进策略有助于网络外部性的形成和风险的控制。

其与全球化1.0版最大的不同在于全球分工体系。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通过提高自身和整体经济的杠杆率，制造泡沫并获得高回报，而将泡沫破灭的风险转嫁给各国财政。国际货币发行国作为全球银行的功能在于：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短期流动性。因此，未来10年中国经济金融的转型本质上需要对已经实施了60余年的基本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国际储备资产的流动性和便利性既取决于本土金融市场体系的广度、深度和开放度，又取决于以发行国为母国的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资源并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与理想的全球银行功能相比较，美国这家全球银行存在三大问题。

避免美国这个全球银行所存在的产业结构扭曲的荷兰病、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弱相关性、以及金融机构利益与全球利益相背离的缺陷。（一） 资本输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首先，资本输出以及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海外的快速发展，可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美元贬值一方面减轻美国的对外债务，另一方面又使其海外资产增值。其核心在于构建内在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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